趙世駿臨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趙世駿小楷扇面

□ 呂作用
      趙世駿（1863—1927），字聲伯，號山木，江西南豐人。他青少年時志于舉業(yè)，獲江西學(xué)政陳寶琛賞識。光緒十一年（1885）拔貢，兩次朝考分別列一、二等，次年候選教諭。拔貢是清朝科舉制度的一種輔助形式，由地方選拔推薦優(yōu)秀生員貢入國子監(jiān)之一種。拔貢生員經(jīng)過朝考，優(yōu)選者可以小京官、知縣用，次選者則可任教諭。光緒十六年（1890），趙世駿實授萍鄉(xiāng)訓(xùn)導(dǎo)，但同年6月便去職。后抵福州一帶任幕僚，翌年8月回江西參加鄉(xiāng)試，落第。光緒十八年（1892）以拔貢身份，任都昌縣復(fù)設(shè)教諭。
　　光緒二十一年（1895），趙世駿入京，授內(nèi)閣中書，此后在京任職多年，期間擔(dān)任過設(shè)于京城宣武門外的江西中學(xué)校校長。宣統(tǒng)元年（1909）任內(nèi)閣候補侍讀，次年初為內(nèi)閣侍讀國史館校對本衙門，7月被選為山東濟南府同知缺，正五品銜，但未實授。然而，此時清廷已是大廈將傾。
　　辛亥革命后，趙世駿學(xué)其師陳寶琛，寧成清朝遺老，不為民國重臣。他一度想在廬山隱居，又欲寓滬賣字，但最終還是被召回京師，在醇親王府“訓(xùn)讀王子”，擔(dān)任末代皇帝溥儀胞弟溥杰的家庭教師。后來，還被召入清史館，任?？奔鎱f(xié)修，但都不長久，最后在北京什剎海鬻字為生，直至終老。
　　趙世駿晚年之所以能在京城長期鬻書謀生，源于他扎實的書法功底和在圈內(nèi)的名氣。早在民國初年，滬上友人便為他訂過一“鬻書啟事”：
      “南豐趙聲伯先生夙擅八法，尤精褚體。其書以雁塔、同州兩《圣教》暨《房梁公碑》為宗，旁參以《孟法師》《伊闕佛龕》兩碑，于中令之書可謂具體而微，薛少保后所未有也。小楷則出入于《稧序》《黃庭》《曹娥》《十三行》之間，余體亦具有淵源。向在京師，群推第一。今游滬上，閑居無事，同人慫恿，以作書為消遣。印有山木庵書潤表，臚列一切，時報館、民報社及各箋扇紙張店均可接洽。世有愛先生書者，幸勿交臂失之?！保ㄝd《申報》1912年8月3日）
      這則啟事包含了許多信息，可作為今人了解趙世駿書法藝術(shù)的一個重要的文本。首先，指出了他書學(xué)的淵源。其最重要的淵源有兩種：一種是褚遂良，另一種是“二王”，兩種之中，又以褚體為主。上文中所提及的《圣教》《房梁公碑》《孟法師》《伊闕佛龕》等碑，皆為褚遂良傳世名作，而《稧序》《黃庭》《曹娥》《十三行》諸帖，則是“二王”名帖。趙書以褚體為宗，參以“二王”筆意。因此，時人稱他的書法“夙擅八法，尤精褚體”，而且“于中令之書可謂具體而微，薛少保后所未有也”。后人論趙世駿書，也多以“精褚體”立論。據(jù)傳趙世駿書丹之楊士琦墓志，后人見之謂“睹此君書，幾疑河南（褚遂良）尚在人間”，其書與褚體之關(guān)系，于此可見一斑?，F(xiàn)存趙世駿傳世墨跡流傳最廣的《臨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字形準確，筆法純正，且韻味十足，若非比對，多疑為褚書。故論者稱：“上下千年間，師禇者多多，而以趙氏置其間，堪稱一等高手。”
      其次，上述啟事也對趙世駿在北京書壇的名聲作了很好的定位：“向在京師，群推第一”，這不僅是友人推廣時的溢美之詞，更是對他書法成就的一種肯定。“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真要把清末京師書法排出個三六九，不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說趙世駿的書法“群推第一”，無非說明了他獲得廣泛的認可，造詣極高。趙世駿在民國十?dāng)?shù)年的職業(yè)書家生涯中，留下了大量書法作品，其中為人書寫的碑志便有幾十品。當(dāng)代學(xué)者從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館藏拓本目錄中，檢出四十種。這些碑志的撰文或篆額不乏當(dāng)時名流，比如羅振玉、陳寶琛、林紓、王闿運、樊增祥、陳三立、金城、朱益藩等，以趙世駿的書跡與名流文字合璧，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其書法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寫碑志多為正書，這正是趙世駿所擅長的。在晚晴民國的書壇，能寫楷書的大有人在，但絕大多數(shù)文人書法所擅長的楷書為館閣體，略帶行書筆意，而真正寫唐楷的并不多。因而，趙世駿一手純正的褚體便自然物稀為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