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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歐陽修的感動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周圣喬
寒冬的凜冽伴隨著立春的時節(jié)而漸行漸遠，但北方的大地依舊在春風如剪刀般的春寒交替中而猶豫徘徊、百廢待興。
相反，北京的緊張生活節(jié)奏伴隨著務工人員猶如候鳥遷徙般的準時復工而不知不覺的在人群中躁動起來。然而，恰恰正是這一片翻滾的工作叫囂，不經意間映襯出點滴的寧靜。
而這份寧靜的祥和仿佛瞬間又穿越了時空，得到了幾個世紀前一代大家歐陽修的千年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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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八里橋綜合大市場旁有這樣一個人：一位衣衫大體但不得講究、面容蒼翠但神貌可掬的中年阿姨，她是一位自由出租司機，以蹲點接送來來往往于大市場的顧客為生計。年初的大市場隨著川流不息的人群被新年備貨的涌動推上了生命力的周期性高潮，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每每路過于此總是看到那位中年婦女并不顧及耳梢旁幾嘬零碎的糙發(fā)在眼前的隨風飄動，躬身埋伏在小轎車的車頂，攥著一支古老的木桿中華鉛筆，目不轉睛的在一個小本子上記錄著什么。
好奇作祟，假裝擦身而過而上前，令人吃驚的是一個普通而幼稚的小學生田字格練字本填滿了一行行諸如“千”、“買”、“水”等等一個個簡單到讓人可笑的基本漢字。
瞬間的驚嘆使我不敢推測什么，只是呆呆的站在一旁享受著這嘈雜的主流中一刻短暫的寧靜，由驚嘆變成尊敬繼而為之感動。
對于知識，中國人有與生俱來般的向往；對于發(fā)憤而苦讀的學子，中國人有與生俱來般的尊崇。
這并不是個別淺學夫子對于中國求學文化的浮表夸夸其談，而是千百年來儒家士族文化主導下的“學而優(yōu)則仕”與“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有機結合所孕育出的中國人對于“寒窗與勤奮”的獨特情節(jié)。
即使是所謂“大字不識”對文化頤指氣使的“文盲惡漢”在其粗俗浪蕩的外殼之下，面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寒窗才俊，內心也會把對于被知識置身事外的嫉妒打翻拋擲。
因此對于拼盡青春而舉于市的舉人秀才，夾道歡迎的人群總是爭相投來羨慕與諂媚的目光，雖然有參雜著對于潛在利益投資的不和諧因素，但更多的則是中國人像對于春節(jié)的穩(wěn)定期盼與團圓感動的傳統(tǒng)一樣，穩(wěn)定的向往，向往的感動。



（圖）蘇軾書法


提起唐宋八大家，作為接受過義務教育語文課程的當代人來說都不陌生。
從韓愈、柳宗元到歐陽修、王安石，每一位大師不僅僅都能輕松駕馭如行云流水般成熟而又豁達的文章，還能夠跳出文學造詣的范疇，在政治或是生活領域一番作為被后人所銘記。

如宋代一個以“醉翁”自居的宰輔重臣歐陽修，不僅僅留下了《醉翁亭記》這樣的傳世名作，更關鍵的是作為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之一的他，在擔任參知政事期間，多次主持、參與決策國家重大政治改革活動與政治實踐，主持編纂了著名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并依靠自身寬容與長遠的眼光，提攜了一大批諸如蘇軾、王安石等代表北宋文化基石的青年才俊。
但同樣是躋身于唐宋八大家一員的曾鞏，卻在給予后人的印象與被推崇的地位上與其他七位大家有天壤之別。
似乎只有曾鞏，既不像其他七位大家一樣有流傳千古的名詩、名詞、名文，也不像三蘇那樣有名傳九州的父子兄弟，更沒有像歐陽修、王安石這樣對于王朝的歷史走向做過政治中興、古文運動、社會改良的政治經濟實踐?！?br /> 但恰恰是這個最不為人知的“大家”，得到了北宋文壇領袖人物歐陽修人生史無前例的極高評價與私心偏愛：“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而且更為關鍵的是，這首詩的內容不是歐陽修自己所說，而是歐陽修的學生蘇軾在一封專門請曾鞏為自己的伯父撰寫墓志銘的邀請信里作為與曾鞏同門師生的第三人記述的。
宋代的文化繁榮與輝煌成就和宋代開國確立的文人治國基策的初始交融與其后發(fā)展，從一定程度上無形中抬高了文人階級的自身定位并壓縮了精英文人階層的社會結交范疇。
歐陽修、蘇軾都是北宋文壇、政壇上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社會領軍人物，自身的階級屬性與理想眼光不會使他們放下北宋文人故有的清高身段來阿諛諂媚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士人。
但能獲得來自統(tǒng)治階級精英階層官方權威的認同，不僅僅說明曾鞏的自身文學修養(yǎng)與立身素養(yǎng)卓爾不群，還在其他方面具有能夠喚起同為“讀書文人”惺惺相惜的志事情節(jié)。



（圖）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漢族，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

歐陽修對曾鞏的感動不一般。
韓愈雖自年幼喪母失父，但嫂子鄭氏將其視為己出并撫養(yǎng)成人。在北上長安考中進士后進入方鎮(zhèn)幕府入仕，就職后開始獨立贍養(yǎng)家人；柳宗元則是出生于河東地區(qū)的名門望族，殷實的家庭背景以及濃厚的家族文化對柳宗元的入仕成長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歐陽修的父親雖然早逝，但叔父歐陽曄同樣的視為幾出以及母親的悉心教導也使得歐陽修的讀書之道頗為順利；而蘇氏家族作為四川眉山家財雄厚的地主階級家族，同樣依靠經濟實力使得蘇軾蘇澈兄弟讀書入仕有了堅強的后盾；王安石的父親王益作為地方官多年，官場的特殊利益輸入配合母親吳氏博聞強識的文化修養(yǎng)也使得王安石自少年就在北宋官場童星閃耀。
不論七大家族的家庭經濟狀況如何，他們本人在青少年時代的主要任務都是刻苦讀書與準備入仕前的科舉考試，在正式成為官場的一員之前，七大家基本沒有為生活所迫而被迫承擔家庭的生活責任。
但曾鞏的特殊之處即在于他的讀書經歷不僅僅在中國專制王朝封建歷史上做了寒窗苦讀入仕學子的極端代表，而且在生活所遭遇之不幸可以說與七大家甚至是對于古往今來的莘莘學子來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曾鞏作為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書法家，他的文學造詣在后世歷朝歷代的官方文件和實踐推崇中是有目共睹的。
但正是這個“八大家之一”為了家族的艱難生計而被迫在讀書與生存之間疲于奔命，寒窗苦讀整整二十一年。
而其中伴隨的接踵而至的生活不幸與人世坎坷更是使得曾鞏的心境之豁達不流世俗。



（圖）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曾鞏自八歲伊始便沒有再能夠體驗到母愛的溫存。
雖然從十四五歲開始伴隨在父親的仕路身邊讀書學習，但四年后父親曾易在仕途上的遭人詰難而致仕還鄉(xiāng)則正式宣告了這個家族的劫難。
曾鞏的家庭成員很多，上有耄耋之年的祖母，中有知天命的父親和繼母，身下還伴有四個弟弟，九個妹妹。
對于封建大地主階級或者是世襲罔替的封建貴族官僚階層來說，人丁興旺往往與家族的香火聯(lián)系在一起，但龐大的人口數量與微薄的家族勞動收入使得曾氏家族只得與自古以來令最高統(tǒng)治階級相忌憚的“無田以食，物屋以居”的“流民概念”而相連。
身為家族的長子，家族的生計的延續(xù)不得也只得挑在這個處在科舉門檻對岸的書生肩上。
對于封建社會中的讀書人尤其是家庭經濟衰敗、家族沒落以及前輩有仕途經歷的家族來說，讀書不僅僅為了完成傳統(tǒng)儒家思想對于入仕忠君概念以求大同社會實現的目的實踐，更是為了通過讀書入仕謀求中國傳統(tǒng)官場潛規(guī)則之下的龐大而又無形的俸祿以達到扭轉自身家族生存現狀，以至溫飽無憂甚至家族中興或者家族振興的目的。
因此，科舉對于專制主義社會下大多數讀書人來說，科舉入仕并不簡簡單單的只是四書五經上那一排排飄有古典文辭浪漫氣息的詩句與文章，從現實的功利角度來說，它的內在實質其實伴隨著制度下的無奈并深深的與讀書人未來的潛在自身利益與家族利益聯(lián)系在了一起。
剝奪了一個封建讀書人的權利，往往就是將這個家族推入了沉重的徭役和地主無情剝削的深淵。
與七大家相比，曾鞏實際上從十八歲開始就負擔起生活的重擔了。
為了家族能夠略填空如浩野的草腹，年紀尚處媒郎的曾鞏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四處奔走。
“一身如飛云，遇風任飄揚?！?br /> 這其中不僅僅有曾鞏一個風華正茂的讀書人內心中對于現實生活安排的心酸與無奈，難以想象的是在他這一時期文章的字里行間還透露出那一縷縷對于生活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的堅挺。
茅屋為秋風所破，曾鞏不得不將幾乎全部的精力放在家族的糊口生存上，以至于直到三十二歲才結婚生子，在封建時代這樣的晚婚結點是難以想象的。
但令歐陽修、范仲淹等精英階層的讀書人所更加贊嘆的是自曾鞏十八歲父親被罷官歸鄉(xiāng)，一直到其三十九歲考中進士正式取得了封建官場的入場券，整整二十一年的時間，曾鞏蝸居在距京城千里之外的南豐茅屋中，一邊料理家務一邊勤奮讀書。
生活的窘迫并沒有打消一個讀書人對于詩之遠方的追求，而一路走來的荊棘與困苦恰恰卻成了豁達人生與錘煉精神的磨刀石。



（圖）曾鞏，《局事帖》


然而現實的反轉劇情不舍得如此的小氣。
宋仁宗嘉佑二年，在曾鞏考中進士的同時，曾鞏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無咎、王彥深一門六人同科進士。四年后，弟弟曾宰又考中進士。嘉佑七年，妹夫關景輝考中進士。又是四年后，兄長曾曄的兒子曾覺考中進士。又兩年后，弟弟曾肇考中進士。
春秋十載之間，曾氏家族先后有十多人考中進士，尚且是在生計都無法保證基礎的窮困家庭中涌現出數量如此之多的人才，即使是放眼整個中國封建專制歷史的長河，雖然不能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說空前絕古，也可以說是古今置史之內罕有的家族盛事。
而這個家族奇跡的發(fā)生的中心人物和幕后導演與編劇，就是曾鞏這個為半畝方塘的學習時間都擠得發(fā)愁而又懷有青云之志的年輕讀書人。
在強調腳踏實地的現實當下，抽象而泛泛無邊的詩與遠方是被大多數功利之人所不敢想象和篾于想象的。
但曾鞏的成功和歐陽修的感動不僅僅局限于詩的開花的爛漫與遠方的結果的浸潤，而是在這逝者如斯夫的二十載華露中，用讀書的寒窗瑟瑟和茅屋油光的暗淡無光達到學識上的“痛苦”積累、品行上的“艱辛”端正以及精神上的“被迫”豁達。



（圖）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北宋政治家、文學家

從第三人的客觀角度上來看，曾鞏的不幸是“痛苦、艱辛、被動”的，但是從曾鞏自身的主觀角度上來說，事實與否恐怕也只有始終不墜青云之志的曾鞏自己知道了。
或許是歐陽修的感動理解起來有些寬泛，或許又是我們對于感動的定義有些苛刻。
但這感動絕不會停留在在一個當代社會遍地開花的艱難學子不負精神遠方最終成功咸魚翻身的童話當中。
而其中更加令人值得考究的是立身、立學、讀書的關系。
現實對于遠方的蔑視和對功利的渴求難道僅僅是一夜暴富的灰色激勵導致的知識本位的墜崖嗎？
或許那位頂著瑟瑟寒風卻依舊匍倒在車頂享受著屢屢寒陽溫暖的阿姨手下所記錄的一行行“千”、“買”、“水”，就足以代替曾鞏在今天再來回答一次這個簡單的問題了。
“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歐陽修